2008年12月开始，国家开始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主要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在符合条件的中央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部分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探索实行国际通行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创业机制，集聚一批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
万向元是这一计划的受益者之一，面对各大科研院所的盛情邀请，2009年，他怀揣一颗报国之心，从大洋彼岸的美国踏向了归国的新征途。在首佳利华科技有限公司阳光和煦的办公室里，笔者一睹万向元年轻活跃而又紧张忙碌的身影笑貌。
如果问万向元为什么要回国，实际上有些矫情，因为任何诱惑的强度都无法抑制人成就一番事业的内在动力。但是，万向元对于自己归国的衷情却做了更进一步的阐述。
“对于科技人员来说，真正的事业突破起点是2012年，在这一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第一次在政府层面提出了企业是创新主体、高校科研院所服务社会发展的口号。为什么说这是个突破点呢？因为这之前在中国谈科技，一般都是针对科研院所来说的，企业就是生产和销售，谈科技很难和企业联系起来。但是国际上却不是这样，美国高科技的创新成果都缔结在企业，最优秀的人也都去了企业，而企业也给了这些人才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靠科技产业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去调动人的积极性。
“国家不仅从‘口动’上，也从行动上真正落实产学研结合的战略，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万向元对国家支持的肯定不仅仅体现在其科研经费的支持上，他还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他每年参加的由各政府组织和相关事业单位举办的免费培训活动达7、8次之多，这些培训活动既让他开阔商业视野、拓展营销和经营能力，又大大拓展了他的人脉圈子，万向元为养项目团队而进行的商业运作的销售额很大一部分是靠这个人脉圈子拓展而来的。
“如果中国很重视农业的话，种子就是重中之重，”谈到中国的种业之殇，万向元深有感受，“2011年国务院8号文件将种业定位于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这就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有现实的重大意义。中国的种业问题很多，而种业却是农业的龙头，没有好的种子就生产不出好的粮食。”
作为生物学家和育种专家，万向元所介绍的中国种业情况应该是具有权重性和真实性的。在一系列经典的商战案例的传播和感染下，我们曾痛心于中国大豆产业被斩首的沉重记忆，那么，大豆种业市场到底是个怎样的情况？中国的其他种业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既然面对种业专家，笔者很希望一探究竟。
在万向元的盘点中，我们看到中国种业的严峻现实：首先是大豆市场，目前中国的大豆种植仅仅盘踞在东北的一小片地方，大豆从种植到加工再到商品销售，90%以上都是被外资控制的，而东北一带土生土长的大豆品种，种植出来后也是被外资全部溢价收购的。传统的大豆在商业化种植方面是不具有优势的，因为产量不高价格又低，所以想要重获大豆市场的主动权，就需要研发新的品种。再看中国的玉米种业市场，最好的品种都是美国的，仅杜邦公司的先玉335品种就占有中国至少30%的玉米种植面积，另外70%虽然是国产品种，但是血缘也是来源于美国。中国的高端蔬菜种子，90%左右也是被掌握在外资手里。对比一下中美种业的差异，以下数据可以说明问题：中国目前有6000多家种子公司，而美国只有600多家，其中仅孟山都一家每年全球销售总额就是中国所有种子公司销售额的5-10倍；中国主要种子市场加上蔬菜类种子市场也就300多亿元人民币，而孟山都一家公司每年的全球销售额是100-200亿美金，相当于中国种子市场的2-5倍，中国种业之孱弱可见一斑。
谈到种业的创新，不得不谈到转基因，在当前食品安全成为农业重大课题的社会环境下，转基因被置于了风口浪尖之上，转基因到底有什么风险？它对农业的发展有什么作用或危害？面对着生物和分子学家，咨询这一问题对笔者而言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中国人对转基因的恐慌来源于欧洲的抵制，但是欧洲的抵制多半出于对自身种业市场的保护，并不是转基因本身有切实的风险。现在有大量的证据证明，转基因的风险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当初携带的抗生素通过自然选择后可能产生的具有新适应能力的病虫害的威胁。”万向元解释说：“但是，这种抗生素九十年代以后就不再添加了，现在全球对转基因的检验相比于对其他农作物品种检验来说，是最严的。”
我们通过多种传播渠道获得的信息是，转基因的最大优势在于产量较高，就这一点在万博士这里得到了印证。他说，转基因品种的产量是传统品种产量的3倍左右，因此价格低廉，比如玉米品种，国内亩产在398公斤左右，所以一斤玉米卖1.2元农民还亏本，但是美国的转基因玉米的成本只有几美分一斤，即便它3毛人民币卖给中国，依旧很赚钱。
但是，转基因的孰是孰非却不仅仅是科学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虽然最早的动植物和人类转基因都是从欧洲开始的，但欧洲却在反转基因；虽然人类的遗传系统和营养系统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但是种业发展的跨国巨头垄断，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独立发展的安全风险。那么，什么才是中国种业的立足之本、发展之源呢？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既然要参与全球的经济，就需要参与WTO的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农业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怎样让粮食不断地增产？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万向元说，“多年来，我们的单产亩产面积一直徘徊不前。推动中国种业的单产亩产面积提升，这是我们这一代种业科研人员的使命，也是我科研的动力和毕生的追求。”
在万向元担任主任的农作物种质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里，承担着两个国家级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玉米多控不育技术和水稻抗癌蛋白提取技术。攻克玉米多控不育技术的社会效应是可以一扫外国血缘的玉米种子对中国玉米种业的垄断，这项科研攻关项目目前在国内仅有屈指可数的两三家研究者，万向元是其中之一。多控不育是综合利用转基因技术、荧光蛋白筛选技术、花粉失活技术等策略，将隐性核不育系材料应用到杂交育种实践中，大大提高玉米杂种优势利用效率和杂交制种水平。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小试成功，预计3-5年后可以推向市场。据万向元介绍，这项技术将来成熟推向市场后，在中国每年能创造600亿元的经济价值。而水稻抗癌蛋白提取技术，是利用水稻的生物感应器研究的一种医药用品种，也是通过转基因的手段将医用的抗癌物种转移到水稻里面去，待水稻成熟后，再从水稻里面提取抗癌蛋白，加工制作成两种药品。这项技术攻克之后同样价值不菲，每年可以创造150亿元的经济价值。
袁隆平曾说，今生他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坐在禾下乘凉，一个是中国的杂交水稻能够走出国门。坐在禾下乘凉，意为水稻能够长到如树一样高，而水稻粒则如玉米粒样大，而实现这样的宏愿，需要将高粱的基因嫁接到水稻中来研究。万向元接踵着他最崇敬人的脚步兢兢而行，只是他更年轻，更有冲劲，我们希望他能梦想成真。